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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叔陽:文化力可以走向世界,可以聯結地球
來源:文促會 時間:2012-02-21

 

在《聯結地球的文化力——高占祥與池田大作對話錄》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

我本來沒有在這里講話的資格,來到以后,忽然發現我有幾個特殊身份,第一,我和哲人高占祥先生結識于1958年,那個時候他是工人詩人,他站在社會主義最前線的歌詞在北京響遍高空和大地。第二,那個時候我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二年級學生,我也在畢業以后留下教過一段書,在人民大學,現在我仍然是中國人民大學董事會的常務董事,我想還有一點,我曾經在日本短期待過,后來發現出版我的書,《人間周恩來》的那個出版社,他的櫥窗和池田先生的大作擺在一起,我感到無上的榮光。但是今天的發言很困難,我昨天特別請求王石先生不要讓我說話。因為我昨天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讀完這本書。占祥先生的另一本書《文化力》我曾經讀過,這個對話錄讓我捧起來就不能放下,所以我一直讀到晚上十點,然后中間不斷的被人打斷,我就不斷的請客人早早走,我說我正在讀對話錄,請你們給我點時間。

這本書在我面前樹立了兩個哲人的豐碑,他們從童年的回憶一直到痛苦的生活,到收獲的歡樂,那樣激情的、那樣詩情畫意的漾溢在書中,它的感人力是非常大的。我雖然是個作家,但我已經相當長時間,不讀中國的小說,這本書卻深深的吸引了我,可見它可讀性有多么的強。另外我在書中發現高占祥先生和池田大作先生,都有“敢為天下先”的理論家的勇氣,這是我作為一個學習理論的學生,始終為之仰慕的。一個理論家不把自己的理論當作自己心愛的武器去評判世界的一切,這是理論家的失職,F在這樣的理論家今天拿起這個理論,明天又拿起那個理論,然后不斷的對付各種各樣的文體和創作,這種現象實在是太普遍了。堅定的維護著自己的理論武器,并且不斷的創新,敢為天下先,提出一個新的觀念,這種勇氣是可嘉的。高占祥先生早就提出文化力,至少我知道在中國的理論界是第一次。在領導地位上,提出文化力來,是一個很有理論勇氣的,非常勇敢的行為。我對這一點表示尊敬。

這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二位是互補的,他們有一樣的地方。比如說談到美,談到對人的關懷,談到對人性的種種認識;但是在知識方面他們又是互補的,池田大作先生對于佛學的領略,使我深深的敬佩。他對佛學的闡釋也是一針見血,而且說到了內心最實質的地方。他對宗教,對于今天人類發展的作用的理解和闡述,是我們今天那些佛陀的信徒們所不能闡釋的,這是一個哲人的高度。

下面我就談談我對他們二位這本書的一些體會。第一個,我感到兩位哲人準確的把握了當今時代和相當長時期的本世紀的未來,最準確的把握了當今的兩大命題,盡管我們現在有恐怖、有天災、人禍,還有亨廷頓先生提出來的文明的對抗,但是超越這一切,他們兩位卻非常準確的把握了今天的兩大主題,一是對生命的尊重,二是對生存環境的憂慮。我覺得這是他們一針見血、最高見的地方,拿這兩句話來看一看我們自己的文學藝術界,我們遠沒有達到對生命尊重這個主題的認知和創作,所以我們離世界主流的文藝創作還相去甚遠。我們很多創作還停留在為政策服務這樣一個層面,作為文聯的書記,占祥書記在文聯工作的時候,我恰好在中國電影家協會做一個副主席,直接受他的領導。他在每次文聯大會上,那種詩意的發言,那種激情的號召,使中國文聯曾經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個文聯的同志都知道。他對這個生命尊重的把握,還有池田大作先生從佛學的角度,來看待今天的世界,提高對生命的尊重,我覺得這是很了不得的。

第二個是生存環境,工業文明以后的現代社會,盡管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我們中國有的哲學家說,還沒有認真的完成第一次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那種思想我們還沒完全實現,但是現在已經產生了工業文明所造成的人類生存環境的污染和改變,當今要用另外的一種力量,來矯正這些。這在這本書里表現的非常清楚。

第一,我們都不同意亨廷頓先生關于文明沖突的論點,文明的沖突,不是必然的,也不是長期的,因為文明總是要承認一點,承認不同,而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最現代的建設性后現代,都提出了尊重他人,因此要尊重人意,這樣的話就是說尊重不同的地方,才能造成和而不同的和諧的世界。因此當今的主題不是繼續貫徹這種物質主義的工業時代的文明,而是向前走,這一點是高瞻遠矚的。

第二個他們都從自己的認識中,提供了理論根據。高先生特別從中國傳統的理論當中,提出了仁者愛人、和而不同這些觀念,予以今天新時代的解釋,補充了今年的內容。甚至強調了靈魂的塑造、人性的塑造、心靈的塑造,這種心靈的塑造,當然不是指生理解剖學上的心,而是指的靈魂式的精神,它賦予文化力以精神力、創造力和道德力這樣的概念,我覺得是非常高明的。同時,他們所提的文化力當中,還有馬克思主義的根基,因為馬克思主義在強調物質和精神方面,有過非常精彩的論述,一方面肯定物質的作用,另一方面肯定了精神對于物質的反作用,高占祥先生熟讀馬克思主義,也掌握了這點,所以在他的文化力的論述中,我覺得既有傳統哲學,是有王陽明心學的影子、底蘊又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中西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新提法,我覺得值得我們理論界認真的研究。

其次,這種對話,特別對中國而言,是非常切中實際的。我們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雖然有第一次啟蒙運動,但是由于內戰和其他種種原因,第一次啟蒙運動半途而廢,并沒有認真的給民眾予以普遍的認知。在中國近代大發展當中,對我們傳統的哲學,批判多于肯定,否定多于繼承。所以我們弄了一個在理論上是相當空白的、相當浮泛的這樣一種狀態。以至于今天我們改革以后,從舊的體制向新體制轉變的時候,就產生了一些不應該有的社會的浮躁現象,比如貪浮叢生,虛夸,誠信失信等等這些東西。在這個時候到底還應該抓什么呢?是經濟,是物質,還是從經濟和物質當中,再提出一種新的思想呢?他們提出了文化力這樣一種概念,這對于中國目前社會上的浮躁現象的克服和改變,有非常有用的現實的意義,所以我覺得這本書,不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對于社會的改造,提出一劑有用的藥方,只是希望它能夠得到切實的執行和體現。

再有,關于文化力是否可以成為普世價值,他們也充滿了信心,這本書名叫“聯結地球”,就是整個地球、整個人類都可以受到文化力理論的影響,大家坐在一個平臺上,來互相交流,厚德載物,彼此吸收先進的思想,我覺得他們這種信心,產生自他們對于理論的熱愛。在書中池田大作先生問高占祥先生,對于中國的歷史,你最欣賞什么時代?高占祥先生說了,一般來說很多歷史大家都欣賞宋朝,因為宋朝的科技和文明的發展,都是達到頂點,但是我個人更欣賞春秋戰國時代。這讓我想起了同另一位德國哲學家的思想相一致的地方,德國有位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雅斯貝爾斯,他曾經在一本書中說,人類文明有一個軸心時代,這就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個時候世界上只有三個民族有哲學,這就是希臘、印度和中國,或者還可以加上以色列,這就是三到四個國家有哲學,其他國家都沒有。甚至有人總結,歷史從中國開始,他所說的這個公元前800年到200年,正是高占祥先生十分欣賞的春秋戰國時代。大家都知道,春秋是起于公元前770年,戰國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原。這個時候正是先賢輩出,百家爭鳴的時代,呈現一種彼此交融、彼此論證的這樣一個局面。

可惜我們有一些在大眾媒體上所講的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家要壓倒另一家,法家要壓到其他家,這既不是歷史事實,因為有的時候,他所說的這兩位打架的哲學家,其實還差了一百年到二百年時代,他們根本無法打架,他們都是用自己的理論來補充別人,來說服統治者接受他們的理論。那個時候中國思想真是令人羨慕,所以占祥先生特別欣賞這個時代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因為照這位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說法,今天人類的所有的文明,都是那個文明軸心時代的文明的延續和發展,那么也就是說,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先前的思想,是當今人類文化的偉大的一部分。加上日本和印度的文化,就構成了東方文化,這也是那些預言家們所說,21世紀將是東方文化世紀的原因。

所以,那些不承認有普世價值,不認為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一部分的人,實在是太近視眼了。他沒有在遠處看看,從2000多年以前到今天,中國的文化都是世界人類文化的偉大的一部分,我們有責任把它貢獻出來,讓全世界的人類共享,而當今正好是這個時代,是人類偉大文明共享的時代,他們兩位哲人都談到了,文化力可以走向世界,可以聯結地球的這樣一個原因。

最近我讀到一篇文章,可以作為佐證,湯一介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作用》,前面還有一部分被刪掉了,他被刪掉的那個就是我剛才說的,第一次啟蒙運動在中國的坎坷經歷。第二部分他說方興正艾的西方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把第一次啟蒙運動解放個性,換成了尊重他人和尊重生命的口號,恰好是文化力所提出的,要東西文化建立在一個對等平臺上,互相融合,互相學習,也就是尊重他人,尊重人意才能造成和而不同,才能成為君子。我認為這樣的思想是打通幾千年的思想脈絡。這本書已經超越了兩個人的對話,這個思想應當在全世界飛揚。我相信總有一天,這本書會在人類通向光輝未來的道路上,擺在著作墻上,而這兩位先生的名字將刻在通向未來大道上開拓者的名單中。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能低估這本書,我也非常感謝我的母校人民大學出版社,能出版這樣的好書,我希望我們母校的出版社,出版更多這樣的作品。

我說的有錯的地方請大家原諒,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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