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王石文論--被漠視的文化巔峰時代


漠視的文化巔峰時代
來源:文促會 時間:2012-06-28
 

在安徽大學“文典大講堂”的演講

王石

 

清末民初,在西方列強、西方文化逼迫下,我們的“天朝”先后經歷了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這約30年間,不僅涌現出一批卓越的革新家、革命家,也涌現出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和學者。
        但令人喟嘆的是,對于這些卓越的思想家和學者的評說,民間社會(學界、文化界)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至今仍存在巨大反差。而后者的態度尤難定位,不否定,也不肯定,不是忽視,也不予正視。為方便討論,我暫以“漠視”二字加以形容。也許那是一個被漠視的文化巔峰時代?

那片星空璀璨奪目

 1992年元月,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在為《國學大師叢書》所寫的總序中說:“縱觀周秦以來至于近代,可以說有三次思想活躍的時期。第一次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競勝。第二次為北宋時代,張程關洛之學、荊公新學、蘇氏蜀學,同時并興,理論思維達到新的高度。第三次為近代時期,晚清以來,中國遭受列強的凌侵,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危機,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殫精積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說,期于救國,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眾說競勝的高潮!
        張先生所說“近代時期,晚清以來”的那些“志士仁人、英才俊杰”,即使不包括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人,以及他們所推動的洋務運動,所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以生年為序,至少應當包括以下人物:嚴復、康有為、孫中山、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魯迅、胡適、湯用彤、梁漱溟、陳寅恪、吳宓、金岳霖、錢穆、馮友蘭。
        出于敘述需要,現在,我粗略描述一下對這些思想家和學者的集體印象。
        第一,從年齡上看,前述諸人大多出生于19世紀后半葉到世紀之末,而他們在思想學術上的活躍期,則大約集中呈現于20世紀的第一個30年。那個年代最大的事情是“空前的民族危機”。而這些人物最顯著 的共同特色之一,便是熾烈的愛國主義,且他們中不乏一身而二任的學者兼革命家。
        第二,他們之中多數人的童年是從私塾,從家學中走過來的,無不有著深厚的舊學根基。
        第三,他們又個個兼學中西,無一例外地都有留學或赴外考察的經歷。簡言之,他們作為一代學人,知識的淵博、器識的高遠,無疑樹立了一種幾乎不可逾越的典范,不僅前無古人(因古人無西學),而且后無來者。史學家何茲全就稱頌陳寅恪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見的人物”。
        第四,這個集體又毫無疑問地代表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與現代思想史的交替、轉變,以及這一時期的最高成就。是他們開啟了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的現代化,而且由他們開始,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學術開始融入世界,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第五,正是在他們的示范、引領和直接影響下,我國又相繼涌現出一批同樣學貫中西、堪稱大師的文學家、藝術家。比如文學方面的茅盾、巴金、錢鐘書、徐志摩;戲劇方面的歐陽予倩、田漢、曹禺;音樂方面的肖友梅、黃自、冼星海、馬思聰;繪畫方面的徐悲鴻、劉海粟、吳作人;舞蹈方面的戴愛蓮、吳曉邦;建筑方面的梁思成、林徽因……
        沒有他們,沒有這些思想的導師,沒有這些文化藝術的巨匠,整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文化史豈非一片空白!

此次文化興盛內因及成果

  文化,盛于治世,還是盛于亂世,相信兩者都可提出例證,不能一概而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張岱年先生所說的“第三次眾說競勝的高潮”,也即我現在所謂的“巔峰時代”,卻是盛于亂世。鴉片戰爭以后,整個中國處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危機和半殖民地狀態之中,“國將不國”成為當時文章使用率極高的詞語。問題是“國將不國”,何以文化獨興?
        我想的還很淺。
        首先,春秋戰國是一個文化高潮,清末民初又是一個文化高潮。前者是諸侯割據,后者是社會動亂(軍閥混戰)。豈是說因割據、因混亂而文化興?是否可以這樣考慮:割據、混亂是外象,而更為內在的原因恐怕是沒有“定于一尊”的思想統治,使思想和文化在割據、混亂的縫隙中,在統治者暫時無暇顧及的相對寬松的環境中,獲得多元呈現的社會條件。而這多元呈現的社會條件,則是文化繁興的重要前提。
        其次,中國學人代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而社會黑暗、民不聊生、民族危亡、國將不國,正激發出他們身處亂世,心憂天下的豪情與氣度。
        再次,是不同文明的交流使然。清末民初這一特定時期的文化交流,是東西方兩個文明的第一次大規模、全方位的交流。交流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具有侵略性背景的挑戰、碰撞,乃至沖突?少F的是,在這種“屈辱”條件下,上述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和導師們,并沒有像同時代的另一些人物那樣,或者執著于天朝榮光,執著于國粹主義,而拒絕西學;或者執著于民族虛無主義,而拒絕傳承。他們仍然堂堂正正,以治學者的理性和堅守,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合。而這一巔峰時代的出現,正是得益于“融會中西”。正如羅素所說,“不同文明的交流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里程碑!
        說到這里,我想我應該嘗試性地對這個文化巔峰時代做一評價了。
        這個時代的偉大的思想家和導師們“各自立說,期于救國”的劃時代的學術貢獻,其意義何在?我認為,即在于集中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波現代化運動的思想與文化成果。
        我同意不少學界朋友的說法,即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應從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算起,雖然,從歷史階段劃分,至公元1919年中國才算是進入現代史。但我們所說的“現代化”,其內容與實質似乎不能完全鑲嵌在歷史年代的劃分之中。我還同意一些朋友的劃分,將中國初始之現代化運動分為三個階段或者層次,即:
        洋務運動(工業的、制造的、技術的層次);
        戊戌維新,及辛亥革命(政治的、制度的層次);
        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的、文化的層次)。
        我認為,這三個層次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波現代化運動的一個完整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包括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階段,而且也內含一個文明古國對現代化的接受過程。甲午戰敗,宣告歷時35年的洋務運動失敗。人們會想,我們有了堅船利炮,有了在規模和戰力上不輸日本的北洋水師,為什么還要失敗,還要割地賠銀子?這就自然要想到朝廷、想到制度。于是,在英國君主立憲制度和日本明治維新影響下發生的康、梁上書維新,以及在西方共和制度影響下發生的辛亥革命,即制度的現代化運動,又成為合乎邏輯的選擇。然而,民國創立,國家還是陷入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這時的人們也就順乎邏輯地會想到,一個經濟現代、技術現代、制度現代的社會,卻不擁有思想的、文化的現代化,一只腳踏入現代,而另一只腳還停留在“子曰詩云”的古代,將是一種什么樣的失衡?也是因為這樣,以五四運動為旗幟,以科學、民主為旗幟的思想和文化現代化運動發生了。
        講到這里,或許才要進入更為關鍵的話題。
        黑格爾、馬克思都曾說過類似的話,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往往出現兩次,而且會發生“驚人的相似”。
        如果我們將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合并稱為中國第一波現代化運動,那么以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自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可以稱為中國第二波現代化運動。我所說的“驚人的相似”在于,作為第二波現代化運動的中國,與第一波現代化運動的時代相比,雖然已經經過60年的變遷,但作為一個驕傲的東方大國,在重新走向現代化歷程的時候,卻與第一波開始時一樣,起碼是在心態上十分類似。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只要我們稍作回顧,就會想到中國第二波現代化運動是從“四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開始的,想到這些,也許我們就會沉甸甸地聯想到恐怕接踵而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文化觀念的轉型,在這中間會不會再次(因為按馬克思的說法,往往要出現兩次)發生如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波折呢?

這段歷史被漠視的原因

 前面述及的那些人物,除孫中山、魯迅個別人之外,在國人,尤其在青少年里,并沒有太高的所謂知名度。因為他們的人生與學問歷來極少被普通人認知。他們活在學界,活在民間,活在海外,甚至也活在當今的出版物里,卻似乎并沒有作為國之瑰寶,進入國家意識形態。熱衷炒作本地名人的地方政府,寧愿盯著盤古、盯著伏羲、盯著黃帝、甚至盯著西門慶潘金蓮;而主流媒體也寧愿一部又一部制作放送歌頌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節目,極少見到有誰留意本文所說到的那些人物。他們因“被漠視”,早已被國家、被日益商業化的大眾傳媒邊緣化了!
        我還是想略為編輯一下黑格爾的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民族斗爭、階級斗爭、反帝國主義斗爭使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思想文化領域,幾乎無時無刻不圍繞“政治”旋轉。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成為壓倒、代替哲學、歷史學、文化學和文學藝術的東西。而大規模的、疾風暴雨般的階級斗爭和戰爭年代過后,我們又經歷了幾十年國際上的冷戰和國內的“人為制造的階級斗爭”(胡喬木語)。正是這樣的歷史和現實經歷,造就了那個印在腦海里、融化在血液中的“政治標準”。一切以政治劃線,一切以主義劃線,一切以國家意識形態劃線,一切以領袖的評說劃線,甚至株連到以領袖評說到的人物的評說劃線。
        問題在于,在階級斗爭和革命戰爭作為主題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我們業已進入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并且在創建和諧社會的時代,是否還應堅持以政治統帥一切,包括以政治、以階級斗爭的觀點統帥思想和文化。我曾做過一次演說,題目叫“呼吁文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想說,在思想、文化領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還沒有廓清,思想解放的任務還很沉重。被漠視的巔峰時代只是又一個例證。
        去年冬,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在寫給我的短函里提出,他認為學術研究領域,如果一定要提,也只能是“百家爭鳴”。我很同意這個說法。在學術研究領域,還是應當提倡陳寅恪先生所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為什么要堅持這一點,涉及到一個重要的文化觀念。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是多種價值觀的總和。既然是總和,你就不能只承認一個,而排斥其他;你就不能只認同一個,而否定其他,或者“漠視”其他。

對待歷史的應有態度

  第一,評價失當,不是前人之失,是后人之失。
        那個時代,那些人物,均已屬于歷史。無論今人毀譽如何,于他們已無所增損。只是,歷史、歷史人物自有其實事,自有其價值,自有其本色。一切涂抹都會在時間中剝落。從而顯出涂抹者的短識和偏見。從這個意義上說,評述前人,是考試后人。那年我與安徽大學歷史系的朋友們敘談,曾說到李鴻章、陳獨秀、胡適三位皖籍人物評價問題。我說:今人如何評價歷史,關系到歷史如何評價今人。這不是小事,是天大的事!
        說到歷史與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我總是想起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開篇所寫的“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其中第三條就說,“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
        我想我們不應苛求前人,應該主要看他們比他們的前人多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他們比他們的后人少做了什么。所謂“歷史局限”,任何人都不能逃脫。再者,不宜把人看得太死、太簡單、太概念,甚至只貼一條政治的階級的標簽。如說章太炎是“地主階級反滿派代表”;嚴復是“資產階級維新派代表人物”;胡適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文化評價是多面向的,不能只有政治一個面向。即使單說政治,也不能這樣一言以蔽之。#p#分頁標題#e#
        第二,說歷史,還是應該“接著說”。
        我想強調的是,不能割斷歷史。我看歷史越往前越難說,因為沒有材料,沒有證據。只有神話和傳說。而越往后說,材料越多,歧見越多,而且離得太近,難免黨派功利干擾,就更難說了。
        我想,對歷史和歷史人物,我們要“接著講”。不要總想從頭講,也不要總想重新講。
        我曾看過一部講述俄國海軍歷史的專題片。它從彼得大帝創立俄國海軍講起,講到阿弗洛爾巡洋艦的水兵起義,講到蘇聯海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功勛,也講到當代俄國海軍的核動力潛艇,是作為一個完整的國家的海軍史加以講述,而不因社會制度的變革而“重新說”。我也看到類似的中國紀錄片,則是從新中國說,從肖勁光、張愛萍說,從鄧兆祥率部起義說,只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北洋水師哪里去了,不同樣是中國海軍嗎?大清國不也是中國嗎?
        實際上,能“接著講”,是一種光榮,證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歷史,有傳承,而且說起來很溫暖,又很驕傲。像是說起自己的先人,說起自己的前輩,有什么不好呢?
        記得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仰頭誦讀毛澤東主席所撰碑文的情景。讀至“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很感動,甚至想要落淚,這是一個多么可敬的超越!而對于本文所述及的那些人物,其實早在62年前,便是毛澤東主席也稱他們為“先進的中國人”!我們還將“漠視”多久?



2012年梅西总进球数